国徽图案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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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说明书中还附上一份设计人意见书，针对梁思成的观点提出意见，摘录如下：
第一，关于主题处理问题。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力避画成一张风景画片，要变成次要装饰。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第二，关于写实手法问题。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
第三，关于继承美术历史传统问题。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承继能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
第四，关于色彩运用问题。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用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多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的色彩，……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趣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堂皇印象。
6月11日，国徽组同意采用天安门图形之后，在周恩来的提示下，梁思成已接受以天安门为题材设计国徽，并将天安门设计成正立面图案。梁思成并不反对采用中国占建筑中最常见的金、朱二色，在林徽因、莫宗江1949年10月23日提出的方案中，这两种色彩均已采用。
6月15日晚8时，国徽组召开会议，讨论清华大学新绘制的三幅图案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仃方案。梁思成发言：“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清华营建系的几位同仁，共同讨论研究。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它必须庄严稳重。”梁思成还提出：国徽不能像风景画。“我们的任务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而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外加一圈，若如此则失去国徽的意义。”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必须庄严。
田汉提出不同意见：“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国徽成为风景画，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认为最要考虑的是人民的情绪……梁先生的离我们远些，张先生的离我们近些。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位的意见需要统一起来。”
这次会议决定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中的两幅进行合并：“将梁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6月16日,梁思成拿出新修订的图案，国徽审查小组再次开会，将这一方案与张仃方案进行比较。沈雁冰写出《国徽审查小组报告》，摘录如下：
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金朱两色、天安门、五星）者，计有：张奚若、郑振铎、廖承志、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赞成此图之原始草样）。
邵力子于赞成该图样时，提一意见，主张把梁的原始草样之一与此次改定之样综合起来，使此改定样的天安门更像真些。赞成的理由：梁图庄严，艺术结构完整而统一。邵力子说，张图美丽而梁图庄严。
田汉、马夷老，说两者各有所长。沈雁冰曾询在组以外见过此两图者之意见，或言张图美丽，或言梁图完整，而觉得两图都不理想。在年长的一辈人中间，对于张图意见较多，对于梁图意见较少。
由于一些评委又提出修改意见，梁思成再次组织人员修订图稿，于次日写出说明书，说明这次的设计是以全国委员会国徽小组讨论所决定采用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而设计的。因为天安门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物，而它前面还有石桥、华表等许多复杂的实物，所以处理它的技术很需要考虑。掌握象征化的原则必须：（一）极力避免画面化，不要使它成为一幅风景画。这就要避免深度透视的应用，并避免写真的色彩。（二）一切需图案化象征化，象征主题内容的天安门，同其他象征的实物的画法的繁简必须约略相同，相互组成一个图案。
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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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三）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
说明书中还附上一份设计人意见书，针对梁思成的观点提出意见，摘录如下：
第一，关于主题处理问题。梁先生认为：天安门为一建筑物，不宜作为国徽中构成物，图式化有困难，宜力避画成一张风景画片，要变成次要装饰。设计人认为：齿轮、嘉禾、天安门，均为图案主要构成部分，尤宜以天安门为主体，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
第二，关于写实手法问题。梁先生认为：国徽造型最好更富图式化、装饰风，写实易于庸俗。设计人认为：自然形态的事物，必须经过加工才能变成艺术品。但加工过分或不适当，不但没有强调自然事物的本质，反而改变了它的面貌……
第三，关于继承美术历史传统问题。梁先生认为：国徽图案应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多采用民族形式。设计人认为：梁先生精神是好的，但继承美术上历史传统，应该是有批判的。我们应该承继能服务人民的部分，批判反人民的部分……
第四，关于色彩运用问题。北京朱墙、黄瓦、青天，为世界都城中独有之风貌，庄严华丽，故草案中色彩，主要采用朱、金（同黄）、青三色，此亦为中国民族色彩。但一般知识分子因受资本主义教育，或受近世文人画影响，多厌此对比强烈色彩，认为“不雅”，实则文人画未发展之前，国画一向重金、朱，敦煌唐画，再早汉画，均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至今仍热爱此丰富强烈的色彩，……倘一味强调“调和”，适应书斋趣味，一经高悬，则黯然无光因之不能使国徽产生壮丽堂皇印象。
6月11日，国徽组同意采用天安门图形之后，在周恩来的提示下，梁思成已接受以天安门为题材设计国徽，并将天安门设计成正立面图案。梁思成并不反对采用中国占建筑中最常见的金、朱二色，在林徽因、莫宗江1949年10月23日提出的方案中，这两种色彩均已采用。
6月15日晚8时，国徽组召开会议，讨论清华大学新绘制的三幅图案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仃方案。梁思成发言：“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清华营建系的几位同仁，共同讨论研究。我们认为国徽悬挂的地方是驻国外的大使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地方，所以它必须庄严稳重。”梁思成还提出：国徽不能像风景画。“我们的任务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而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外加一圈，若如此则失去国徽的意义。”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必须庄严。
田汉提出不同意见：“梁先生最要避免的是国徽成为风景画，但也不必太避免。我认为最要考虑的是人民的情绪……梁先生的离我们远些，张先生的离我们近些。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位的意见需要统一起来。”
这次会议决定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中的两幅进行合并：“将梁先生设计的国徽第一式与第三式合并，用第一式的外圈，用第三式的内容，请梁先生再整理绘制。”
6月16日,梁思成拿出新修订的图案，国徽审查小组再次开会，将这一方案与张仃方案进行比较。沈雁冰写出《国徽审查小组报告》，摘录如下：
赞成梁思成新作图样（金朱两色、天安门、五星）者，计有：张奚若、郑振铎、廖承志、蔡畅、邵力子、陈嘉庚、李四光（李未到，然昨天已表示赞成此图之原始草样）。
邵力子于赞成该图样时，提一意见，主张把梁的原始草样之一与此次改定之样综合起来，使此改定样的天安门更像真些。赞成的理由：梁图庄严，艺术结构完整而统一。邵力子说，张图美丽而梁图庄严。
田汉、马夷老，说两者各有所长。沈雁冰曾询在组以外见过此两图者之意见，或言张图美丽，或言梁图完整，而觉得两图都不理想。在年长的一辈人中间，对于张图意见较多，对于梁图意见较少。
由于一些评委又提出修改意见，梁思成再次组织人员修订图稿，于次日写出说明书，说明这次的设计是以全国委员会国徽小组讨论所决定采用天安门为国徽主要内容之一而设计的。因为天安门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物，而它前面还有石桥、华表等许多复杂的实物，所以处理它的技术很需要考虑。掌握象征化的原则必须：（一）极力避免画面化，不要使它成为一幅风景画。这就要避免深度透视的应用，并避免写真的色彩。（二）一切需图案化象征化，象征主题内容的天安门，同其他象征的实物的画法的繁简必须约略相同，相互组成一个图案。
图案内以国旗上的金色五星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五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象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与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以革命的红色作为天空，象征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底下正中为一个完整的齿轮，两旁饰以稻麦，象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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