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徽图案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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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5日，政协筹备会工作组决定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8月24日，工作小组讨论国徽应征图稿。在征集国徽的过程中，新政协筹备会先后共收到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讨论中，专家们发现，投稿者把国徽完全误解为国标，因此，所有投稿者绘制的都是和国旗一样的国家标记的所谓国徽图案，均不可采用。因此，工作小组建议另请专家拟制，等收到合适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9月14日，工作小组传达毛泽东对国旗、国徽设计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这次会议上，大家也都对国徽应征图稿不满意。毛泽东最后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9月27日召开的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四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政协大会主席团的决定，仍由马叙伦、沈雁冰和原新政协大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审查委员继续担任制定国徽的任务。这项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时，被邀请参加这项工作的专家有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建筑家、画家等，他们包括梁思成、林徽音、李宗津、莫宗江、朱畅中、胡允敬、张昌龄、罗哲文、汪国瑜、高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张正宇等人，具体工作由钟灵负责联系。
中南海的待月轩，就是专家们经常讨论和修改国徽图案的地方。
实际上，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前，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家们就已着手进行国徽设计。1949年9月25日，张仃、钟灵提出五个与政协会徽相似的国徽图案，说明书写道：“齿轮，嘉禾的结合，代表工农联盟。”“衬景及五角红星，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及共产主义的光芒普照全球。”“地球上面将我国版图显露出来，表现了我国特征-—地域辽阔广大。”
也大约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出了一个国徽图案，被要求修改并参加复选。经过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工逊、高庄、梁思成的协助，10月23日提出修改方案，写出说明书：“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
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后来又提出一个仿政协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国徽图案。这个方案与上述两个方案于1950年6月10日送到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讨论。政协常委会对这三个方案均不满意，但对国徽图案中采用天安门表示肯定，决定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之一设计国徽。
马叙伦、沈雁冰在1950年6月21日写出的《国徽审查组报告》中，对6月10日的这次会议有明确记载：计得有仿政协会徽拟制的五个图案，亦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图案，另有以民族形式拟制的两个图案，一并送请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定。经常委会认为均未恰当，指示以第二种方式为主，加以修正，另制图案。之所以否定第一种方案，当时主要认为该方案天安门色彩鲜艳、写实，形象是斜透视的。
6月11日，国徽组召开会议，对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提出的“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进行讨论。张奚若介绍道：“昨天我参加第五次常务会议，感觉天安门这个图式中的屋檐阴影可用绿色，房子是一种斜纹式，但是有人批评它像日本房子，似乎有点像唐朝的建筑物，……后来我与周总理谈过后，认为采取上述图样房子是必须加以修改的。”
梁思成发言：“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同时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
张奚若、沈雁冰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天安门代表了五四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最后，这次会议原则上通过国徽采用天安门图形。此后，清华大学营建系与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竞赛。
6月15日,张仃拿出其新设计的由张光宇、周令钊提供技术意见，曹肇基助理绘图的国徽图案，并写出说明书：(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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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5日，政协筹备会工作组决定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三位专家为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顾问。8月24日，工作小组讨论国徽应征图稿。在征集国徽的过程中，新政协筹备会先后共收到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讨论中，专家们发现，投稿者把国徽完全误解为国标，因此，所有投稿者绘制的都是和国旗一样的国家标记的所谓国徽图案，均不可采用。因此，工作小组建议另请专家拟制，等收到合适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9月14日，工作小组传达毛泽东对国旗、国徽设计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明。”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这次会议上，大家也都对国徽应征图稿不满意。毛泽东最后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9月27日召开的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国歌四个决议案，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政协大会主席团的决定，仍由马叙伦、沈雁冰和原新政协大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审查委员继续担任制定国徽的任务。这项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时，被邀请参加这项工作的专家有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建筑家、画家等，他们包括梁思成、林徽音、李宗津、莫宗江、朱畅中、胡允敬、张昌龄、罗哲文、汪国瑜、高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张正宇等人，具体工作由钟灵负责联系。
中南海的待月轩，就是专家们经常讨论和修改国徽图案的地方。
实际上，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之前，清华大学营建系和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家们就已着手进行国徽设计。1949年9月25日，张仃、钟灵提出五个与政协会徽相似的国徽图案，说明书写道：“齿轮，嘉禾的结合，代表工农联盟。”“衬景及五角红星，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及共产主义的光芒普照全球。”“地球上面将我国版图显露出来，表现了我国特征-—地域辽阔广大。”
也大约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教授林徽因、莫宗江提出了一个国徽图案，被要求修改并参加复选。经过清华大学教授邓以蛰、工逊、高庄、梁思成的协助，10月23日提出修改方案，写出说明书：“拟制国徽图案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璧是我国古代最隆重的礼器，周礼：‘以苍璧礼天’。说文：‘瑗，大孔璧也。’这个璧是大孔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瑗。荀子大略篇说：‘召人以瑗’；以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璧或瑗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大小五颗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金色齿轮代表工，金色嘉禾代表农。”
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后来又提出一个仿政协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国徽图案。这个方案与上述两个方案于1950年6月10日送到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五次常务委员会讨论。政协常委会对这三个方案均不满意，但对国徽图案中采用天安门表示肯定，决定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之一设计国徽。
马叙伦、沈雁冰在1950年6月21日写出的《国徽审查组报告》中，对6月10日的这次会议有明确记载：计得有仿政协会徽拟制的五个图案，亦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一个图案，另有以民族形式拟制的两个图案，一并送请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定。经常委会认为均未恰当，指示以第二种方式为主，加以修正，另制图案。之所以否定第一种方案，当时主要认为该方案天安门色彩鲜艳、写实，形象是斜透视的。
6月11日，国徽组召开会议，对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提出的“仿会徽形式而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进行讨论。张奚若介绍道：“昨天我参加第五次常务会议，感觉天安门这个图式中的屋檐阴影可用绿色，房子是一种斜纹式，但是有人批评它像日本房子，似乎有点像唐朝的建筑物，……后来我与周总理谈过后，认为采取上述图样房子是必须加以修改的。”
梁思成发言：“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而天安门西洋人能画出，中国人亦能画出来的，故这些画家所绘出来的都相同。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同时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
张奚若、沈雁冰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天安门代表了五四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最后，这次会议原则上通过国徽采用天安门图形。此后，清华大学营建系与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竞赛。
6月15日,张仃拿出其新设计的由张光宇、周令钊提供技术意见，曹肇基助理绘图的国徽图案，并写出说明书：(一)“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置五角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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