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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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代表国家的尊严，象征着国家的主权，是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每个爱国的人都应该尊重和爱护国旗。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的诞生与新中国的诞生一样，也有它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1949年4月，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占领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巢穴——南京，挂在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落在了地下。同时，一个象征新中国主权和尊严的标志——国旗，已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心底开始描绘。
194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在解放不久的北平正式成立，该会所担负的筹备工作中，就包括制定新中国的国旗这项重要任务，并指定由筹备会的第六小组负责。这个小组的成员有16人，他们是：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
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评选工作除由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外，还聘请了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专家参加。
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征求国旗图案的消息迅速地向全国、向海外传开。许多人在工作之余，摊开稿纸，开始了设计工作。他们精心设计、绘制出一幅又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标上详细的说明，寄到了北京。他们把设计绘制国旗图案作为一件光荣、崇高的事情，以倾注自己对新中国无限热爱之情。
有一位当年曾冲杀在战场上的战士，在一篇文章里详尽记叙了人民解放军战士怎样在阵地、在战壕里讨论应征国旗图案的情景：
“我们利用战斗空隙，就在阵地上、战壕里，在枪炮声中讨论了这三幅图样（应征国旗图样），讨论会开得非常热烈，大家不光对国旗图样各抒己见，还谈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感想。”“有的战士无比兴奋地说：‘征求国旗图样的意见，说明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戴上立功奖章，在国旗下庄严地照一张像。’不少老战士还用丰富的想象力，描绘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好前景，憧憬着未来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
在国外，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热切注视着祖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蒋家王朝的覆灭，新中国的诞生，令他们欣喜若狂。当他们知道祖国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设计图案时，抱着深切的爱国之情，倾注了中华民族儿女的赤子之心，精心地设计出一幅幅国旗图案，从美洲、印尼、马来亚、朝鲜……飞向祖国北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政协筹备会国旗审查小组，就收到了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其中从遥远的美洲寄来的国旗图案有23幅。
这一切，充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祖国新政权的意愿。
8月中旬，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的413号会客室，设立了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的设计稿集中陈列，请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选阅。参加选阅的同志，提出评选国旗应注意三点：一是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二是要有政权特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三是要以庄严简洁为主。
要从2992幅作品中选出一幅作国旗，这把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忙坏了。第六小组全组组员及参加两个评选委员会的专家们，经过反复审阅，多次讨论，将应征稿件大致分为四类，并得出初步意见：
第一类：为镰刀锤子交叉并加五角星者，此类最多。其中还有变体的，例如镰锤有国际式（即苏联国旗上所用之形式）与中国式者，有将镰锤置于五角星之中者，有将旗的左上方作白色或蓝色而镰锤或五角星置于其中者。
第二类：为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者，或不加五角星者，此类也有变体。
第三类：以两色或三色之横条或竖条组成旗之本身，而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镰锤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者。
第四类：设计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而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者，此类也不少。其中变体则为红色旗面，加黄色长条一道或两道，而五角星的位置亦各有不同。
在评选过程中，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感到第一类用国际式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无论其形式怎样变换，总给人以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至于用中国式镰锤或其他农具以代替镰刀的图案则因布置困难，形式上既不美观，而且仍然存在着模仿的痕迹。
第二类拟用嘉禾齿轮的，形式上难以配得协调得当，而且也难以做到美观。因图面复杂，与征集国旗标准“简洁”之旨不符。
第三类设计，看上去一半模仿美国的星条旗，又一半模仿苏联国旗的构思设计，不可能用作国旗。
第四类是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和在红旗中加一条或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等，这类图案也不少。连郭沫若、朱德都设计过这类图案。
以上四类图案经小组和专家们反复研究，一致认为虽然应征稿很多，但第一、第二、第三类因存在着明显的模仿或不简洁等缺陷而不能采用，可供参考挑选的只有第四类。为了广泛征求意见，最后从第四类中挑选评审出较好的几十幅图案。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指示第六小组成员：把选出的几十幅图案按类型编成一册，每幅图案编号不写作者姓名，分别送给各委员审阅、评选。
第六小组组员和专家进行了认真挑选，并充分发表了意见。一些委员工作太忙，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就带着图案到他们家里去征求意见。
在众多的政协代表中，华侨代表陈嘉庚特别关心国旗评选一事。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他就出于爱国之心，积极提出关于设计国旗的建议。1940年他回国慰问抗日军民之时，就请专家为国民党政府设计了新的国旗方案，印了100多张带至重庆。到重庆后，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官员那副傲气专横的态度，心里凉了半截，国旗一事，遂作罢论。现在，当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他更关心国旗的设计了。他自愿报名参加了筹备会第六小组的工作。1949年8月，他从东北参观考察回北平后，专门向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了解了国旗图案设计的征集情况。
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专门向他汇报了第六小组征稿和工作情况。陈嘉庚说：“我是非常关心国旗制作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公决用五色国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立国之义。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把青天白日党旗当国旗，这是我最不满意的。1940年，我到重庆向国民党官员说过，但他们不接受建议。”接着，他详细谈了自己制作国旗的观点，并把自己设计的国旗图案托彭光涵交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研究。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就第六小组的工作作出决议：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领导。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并委任55人为审查委员，仍由马叙伦为召集人，彭光涵担任审查委员会秘书。
当日，彭光涵把经过大家复选的38幅国旗图案编为一册，取名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作为最急件送到新华印刷厂赶印。
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认为干这件活是最光荣的事，连夜加班加点，印出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每幅图上都编了号和草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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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代表国家的尊严，象征着国家的主权，是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每个爱国的人都应该尊重和爱护国旗。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的诞生与新中国的诞生一样，也有它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1949年4月，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占领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巢穴——南京，挂在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落在了地下。同时，一个象征新中国主权和尊严的标志——国旗，已在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心底开始描绘。
194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在解放不久的北平正式成立，该会所担负的筹备工作中，就包括制定新中国的国旗这项重要任务，并指定由筹备会的第六小组负责。这个小组的成员有16人，他们是：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
7月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词谱；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评选工作除由小组成员分别参加外，还聘请了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专家参加。
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征求国旗图案的消息迅速地向全国、向海外传开。许多人在工作之余，摊开稿纸，开始了设计工作。他们精心设计、绘制出一幅又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标上详细的说明，寄到了北京。他们把设计绘制国旗图案作为一件光荣、崇高的事情，以倾注自己对新中国无限热爱之情。
有一位当年曾冲杀在战场上的战士，在一篇文章里详尽记叙了人民解放军战士怎样在阵地、在战壕里讨论应征国旗图案的情景：
“我们利用战斗空隙，就在阵地上、战壕里，在枪炮声中讨论了这三幅图样（应征国旗图样），讨论会开得非常热烈，大家不光对国旗图样各抒己见，还谈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感想。”“有的战士无比兴奋地说：‘征求国旗图样的意见，说明新中国很快就要成立了，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戴上立功奖章，在国旗下庄严地照一张像。’不少老战士还用丰富的想象力，描绘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好前景，憧憬着未来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
在国外，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热切注视着祖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蒋家王朝的覆灭，新中国的诞生，令他们欣喜若狂。当他们知道祖国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设计图案时，抱着深切的爱国之情，倾注了中华民族儿女的赤子之心，精心地设计出一幅幅国旗图案，从美洲、印尼、马来亚、朝鲜……飞向祖国北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政协筹备会国旗审查小组，就收到了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其中从遥远的美洲寄来的国旗图案有23幅。
这一切，充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祖国新政权的意愿。
8月中旬，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的413号会客室，设立了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将所有应征的设计稿集中陈列，请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选阅。参加选阅的同志，提出评选国旗应注意三点：一是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二是要有政权特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三是要以庄严简洁为主。
要从2992幅作品中选出一幅作国旗，这把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忙坏了。第六小组全组组员及参加两个评选委员会的专家们，经过反复审阅，多次讨论，将应征稿件大致分为四类，并得出初步意见：
第一类：为镰刀锤子交叉并加五角星者，此类最多。其中还有变体的，例如镰锤有国际式（即苏联国旗上所用之形式）与中国式者，有将镰锤置于五角星之中者，有将旗的左上方作白色或蓝色而镰锤或五角星置于其中者。
第二类：为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者，或不加五角星者，此类也有变体。
第三类：以两色或三色之横条或竖条组成旗之本身，而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镰锤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者。
第四类：设计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而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者，此类也不少。其中变体则为红色旗面，加黄色长条一道或两道，而五角星的位置亦各有不同。
在评选过程中，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感到第一类用国际式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无论其形式怎样变换，总给人以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至于用中国式镰锤或其他农具以代替镰刀的图案则因布置困难，形式上既不美观，而且仍然存在着模仿的痕迹。
第二类拟用嘉禾齿轮的，形式上难以配得协调得当，而且也难以做到美观。因图面复杂，与征集国旗标准“简洁”之旨不符。
第三类设计，看上去一半模仿美国的星条旗，又一半模仿苏联国旗的构思设计，不可能用作国旗。
第四类是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和在红旗中加一条或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等，这类图案也不少。连郭沫若、朱德都设计过这类图案。
以上四类图案经小组和专家们反复研究，一致认为虽然应征稿很多，但第一、第二、第三类因存在着明显的模仿或不简洁等缺陷而不能采用，可供参考挑选的只有第四类。为了广泛征求意见，最后从第四类中挑选评审出较好的几十幅图案。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指示第六小组成员：把选出的几十幅图案按类型编成一册，每幅图案编号不写作者姓名，分别送给各委员审阅、评选。
第六小组组员和专家进行了认真挑选，并充分发表了意见。一些委员工作太忙，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就带着图案到他们家里去征求意见。
在众多的政协代表中，华侨代表陈嘉庚特别关心国旗评选一事。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他就出于爱国之心，积极提出关于设计国旗的建议。1940年他回国慰问抗日军民之时，就请专家为国民党政府设计了新的国旗方案，印了100多张带至重庆。到重庆后，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官员那副傲气专横的态度，心里凉了半截，国旗一事，遂作罢论。现在，当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他更关心国旗的设计了。他自愿报名参加了筹备会第六小组的工作。1949年8月，他从东北参观考察回北平后，专门向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了解了国旗图案设计的征集情况。
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专门向他汇报了第六小组征稿和工作情况。陈嘉庚说：“我是非常关心国旗制作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公决用五色国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立国之义。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把青天白日党旗当国旗，这是我最不满意的。1940年，我到重庆向国民党官员说过，但他们不接受建议。”接着，他详细谈了自己制作国旗的观点，并把自己设计的国旗图案托彭光涵交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研究。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就第六小组的工作作出决议：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领导。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并委任55人为审查委员，仍由马叙伦为召集人，彭光涵担任审查委员会秘书。
当日，彭光涵把经过大家复选的38幅国旗图案编为一册，取名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作为最急件送到新华印刷厂赶印。
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认为干这件活是最光荣的事，连夜加班加点，印出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每幅图上都编了号和草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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