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茫茫人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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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周年校庆特刊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是文回顾了北大发展的历史，最后他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50岁的生日，我用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渡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渡过50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形势很紧张，有人传说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已经宣告任用胡适做北平图书馆馆长了。胡适听了之后，微笑地回答说：“他们会用我吗？”
同月14日早晨，他还没有出门，突然接到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力劝他离北平南下，并称即将有飞机来接。胡适表示外寇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内战，怎好丢开北大不管。10点到校后，又接陈之来电，称：“顷经元又转达，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万勿迟疑。当有人来洽机，宜充分利用”。胡适12点回到家里，陈又来电报催促，并请他约陈寅恪一同南下。这时清华大学进城路线已经不通，而陈早已住进城来了，但不知住在哪里?胡将此事告诉邓广铭，胡请他去找，邓遂急奔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俞大维胞妹）家中询问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在城内的住处。待问明后，邓广铭赶往城内，果然在其嫂家中找到了陈寅恪。邓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并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于是，略经准备，胡、陈两家乘北大两辆汽车出发，准备出城到飞机场上飞机。但到宣武门，士兵不肯开门放行。与傅作义联系，又没联系上，于是又只好返回东厂胡同胡宅。当晚，胡表示明天如果再走不成，那就决定不走了。这天晚上，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胡、陈话别，谈话中陈寅恪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不料几小时后，傅作义亲自打电话给胡适说：“总统已有电话，要你南飞，飞机今早8点可到。”请作好准备。胡适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表示歉意。傅也表示很谅解。次日，胡适偕同夫人江冬秀；陈携其夫人及二女乘车先至勤政殿，下午3点多到南苑机场上飞机。同行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黄金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行前胡适曾致函于汤用彤、郑天挺说：“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自是想面包与自由兼得。
透过飞机舷窗，古城北平渐渐隐去，面对匆匆掠过的北国大地，胡适与众位教授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随着机翼的摇晃颠簸，更是凄惶怆然，不知何处才是自己的归宿。当晚6点半到南京明故宫机场。到机场迎接的有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杭立武等人。入城住教育部准备好的赤峰路一座招待所。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
而事实上，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明确表示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根本不信，说：“他们会用我吗？”
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
胡适到南京的第二天(12月17日)便是北大校庆纪念日。这天下午，他应邀出席当地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北大50校庆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他讲话时痛哭失声，会场凄凉与往日大不一样了。
这天又是胡适的生日，蒋介石夫妇在官邸特邀请胡适夫妇为他祝寿。胡适后来回忆说：“那天总统请我吃饭。总统请客向不用酒，那天特为我备酒，我上席后才知道总统给我做寿。”见此情景，难怪胡适即使是在最危难的时候，也要与蒋站在一起了。
胡适到南京不久，便得喉痛病在家休息。有一天，他的一位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职的晚辈乡友胡寿民去拜会他，那是一个大雪纷纷的早晨，天气很冷，客人坐定后致敬意，关切地问道：先生娘出来了没有？胡适答道：一起来的。又问：思杜兄（胡适之子）来了没有？胡适回答说：我家里书很多啊!没人看不行。书，会被人家搞掉的。说完胡适一再叹气!很凄凉地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我的同事，我一个人出来了，把他们丢掉了。一会儿又望着窗外迷茫的雪天，自言自语地说：前方战士打战好苦啊!从上面的对话，不难看出胡适当时悲惨心情!同时也说明胡思杜未随其南下，部分原因是他走得太匆忙。当时只拣了一部26回的《石头记》钞本随身带走，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带，故把他留下了。后来，北平解放后，胡思杜被调到华北大学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唐山交通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任教。1951年开始批判胡适，他也写了批判文章在报纸上发表。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同年11月的一个夜晚上吊自杀，死时36岁，尚未结婚。1980年11月经组织重新审查，认为他属错划给予平反昭雪。据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先生说，胡思杜之是否确死，胡适、江冬秀在世时还一直不知道。后来他哥哥胡祖望为此事曾托陶孟和的女儿陶维达，她1973年趁回国观光之便来打听过这件事。
这年阴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同在一起度岁，相对凄然与往年喜迎元旦的欢乐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共背陶渊明的《拟古》的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植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后何悔!”
抚今思昔，而触景伤情，二人不约而同地流泪了。
与胡适等人最终作出不同选择的是陈寅恪，他到达南京后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将他最后20年的才情挥洒在南国这片温暖而湿润的大地上。
除胡适这一批南走的学者之外，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南走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4位教授。
梅贻琦等人乘座飞机是由英国人保罗·德芮肯驾驶的，这架飞机的名字叫“中国珍珠Ⅱ号”。1999年保罗·德芮肯撰写了自传体回忆录《中国珍珠》。在这本书中，他回忆说：“12月21日,我驾驶着‘中国珍珠II号’来到北平,这时南苑机场已经被占领无法使用,只得降落在城内新辟的机场。就位于永定门地坛祈年殿旁,当时机场上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五六个人（记忆有误，实际上有24位教授登机——作者注）,我们让他们立刻登机。在升空后我刻意绕飞北平城一圈,当天大雪纷飞,全北平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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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周年校庆特刊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是文回顾了北大发展的历史，最后他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50岁的生日，我用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渡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渡过50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北平，形势很紧张，有人传说共产党的广播电台已经宣告任用胡适做北平图书馆馆长了。胡适听了之后，微笑地回答说：“他们会用我吗？”
同月14日早晨，他还没有出门，突然接到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从南京打来的电话，力劝他离北平南下，并称即将有飞机来接。胡适表示外寇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内战，怎好丢开北大不管。10点到校后，又接陈之来电，称：“顷经元又转达，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万勿迟疑。当有人来洽机，宜充分利用”。胡适12点回到家里，陈又来电报催促，并请他约陈寅恪一同南下。这时清华大学进城路线已经不通，而陈早已住进城来了，但不知住在哪里?胡将此事告诉邓广铭，胡请他去找，邓遂急奔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俞大维胞妹）家中询问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在城内的住处。待问明后，邓广铭赶往城内，果然在其嫂家中找到了陈寅恪。邓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并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于是，略经准备，胡、陈两家乘北大两辆汽车出发，准备出城到飞机场上飞机。但到宣武门，士兵不肯开门放行。与傅作义联系，又没联系上，于是又只好返回东厂胡同胡宅。当晚，胡表示明天如果再走不成，那就决定不走了。这天晚上，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胡、陈话别，谈话中陈寅恪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不料几小时后，傅作义亲自打电话给胡适说：“总统已有电话，要你南飞，飞机今早8点可到。”请作好准备。胡适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表示歉意。傅也表示很谅解。次日，胡适偕同夫人江冬秀；陈携其夫人及二女乘车先至勤政殿，下午3点多到南苑机场上飞机。同行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黄金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行前胡适曾致函于汤用彤、郑天挺说：“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自是想面包与自由兼得。
透过飞机舷窗，古城北平渐渐隐去，面对匆匆掠过的北国大地，胡适与众位教授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随着机翼的摇晃颠簸，更是凄惶怆然，不知何处才是自己的归宿。当晚6点半到南京明故宫机场。到机场迎接的有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杭立武等人。入城住教育部准备好的赤峰路一座招待所。
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
而事实上，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明确表示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根本不信，说：“他们会用我吗？”
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毛泽东显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怀，也是表示对胡适已无争取的可能。
胡适到南京的第二天(12月17日)便是北大校庆纪念日。这天下午，他应邀出席当地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北大50校庆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他讲话时痛哭失声，会场凄凉与往日大不一样了。
这天又是胡适的生日，蒋介石夫妇在官邸特邀请胡适夫妇为他祝寿。胡适后来回忆说：“那天总统请我吃饭。总统请客向不用酒，那天特为我备酒，我上席后才知道总统给我做寿。”见此情景，难怪胡适即使是在最危难的时候，也要与蒋站在一起了。
胡适到南京不久，便得喉痛病在家休息。有一天，他的一位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职的晚辈乡友胡寿民去拜会他，那是一个大雪纷纷的早晨，天气很冷，客人坐定后致敬意，关切地问道：先生娘出来了没有？胡适答道：一起来的。又问：思杜兄（胡适之子）来了没有？胡适回答说：我家里书很多啊!没人看不行。书，会被人家搞掉的。说完胡适一再叹气!很凄凉地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我的同事，我一个人出来了，把他们丢掉了。一会儿又望着窗外迷茫的雪天，自言自语地说：前方战士打战好苦啊!从上面的对话，不难看出胡适当时悲惨心情!同时也说明胡思杜未随其南下，部分原因是他走得太匆忙。当时只拣了一部26回的《石头记》钞本随身带走，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带，故把他留下了。后来，北平解放后，胡思杜被调到华北大学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唐山交通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任教。1951年开始批判胡适，他也写了批判文章在报纸上发表。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同年11月的一个夜晚上吊自杀，死时36岁，尚未结婚。1980年11月经组织重新审查，认为他属错划给予平反昭雪。据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先生说，胡思杜之是否确死，胡适、江冬秀在世时还一直不知道。后来他哥哥胡祖望为此事曾托陶孟和的女儿陶维达，她1973年趁回国观光之便来打听过这件事。
这年阴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同在一起度岁，相对凄然与往年喜迎元旦的欢乐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共背陶渊明的《拟古》的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植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后何悔!”
抚今思昔，而触景伤情，二人不约而同地流泪了。
与胡适等人最终作出不同选择的是陈寅恪，他到达南京后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在上海，他写信给时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序经，表达了愿去该校任教的心愿。陈序经求才若渴，马上答应为陈寅恪南下广州做安排，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岭南大学，将他最后20年的才情挥洒在南国这片温暖而湿润的大地上。
除胡适这一批南走的学者之外，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南走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4位教授。
梅贻琦等人乘座飞机是由英国人保罗·德芮肯驾驶的，这架飞机的名字叫“中国珍珠Ⅱ号”。1999年保罗·德芮肯撰写了自传体回忆录《中国珍珠》。在这本书中，他回忆说：“12月21日,我驾驶着‘中国珍珠II号’来到北平,这时南苑机场已经被占领无法使用,只得降落在城内新辟的机场。就位于永定门地坛祈年殿旁,当时机场上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五六个人（记忆有误，实际上有24位教授登机——作者注）,我们让他们立刻登机。在升空后我刻意绕飞北平城一圈,当天大雪纷飞,全北平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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