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茫茫人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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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色世界,由空中俯瞰故宫,层层迭迭的黄色屋顶覆盖着积雪,许多人看了都红着眼圈啜泣着。这次一别我要到20年之后才能回来,而他们大部分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故都风华了。当天下午飞机顺利降落南京明故宫机场,我听见梅校长对记者说因为北平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3000磅,所以无法带更多的教授出来；我在一旁听后很诧异,其实我们还可以装一倍以上的人,但在北平的机场明明就那么几个人在候机,何来跑道太软之说?我感觉是许多教授学人不愿离开北平,梅校长觉得对蒋介石不好交待,只好用这个理由搪塞。”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国民党的所谓抢救学者的行动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百倍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
1949年春，国共双方酣战的炮声已是隔江可闻的时候，身处无锡的钱穆便下定了南渡的决心。在离开江南大学前，周围亲友力劝钱穆不要离去，可惜他早已独断于心，去意已定。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不过，看到各方挽留之情殷殷，恐拂众人好意，钱穆只得藉“春假旅行”名义脱身。其实，钱氏此行真是很为仓促，他自称为“仓皇南行”，“学校寝室中床铺书籍安放如故。即《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诸稿，亦待余抵香港后，嘱随余同住之学生检寄”。过沪时，同乡兼江南大学同事许思远前来送行，认定“秋间时局即定”，建议钱穆到广州暂避一时，并盼9月间二人能有重晤之机。后来钱穆回忆，许氏当时的心态颇代表了一些人的想法，“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然而，钱穆此时的心情显然与时人不同。颇耐人寻味的是，南下广州后，身在华侨大学任职的钱穆一本学者性情依旧向国民党残余政权进言，“仅盼政府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可惜的是“会场中，无人提及此层。余亦仅发一场空言而止”。关于此一小节，美国学者邓尔麟指出，“当时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力邀知识分子反共，然而钱穆则劝他们热心办教育”，“钱穆的主张仍是要国家统一独立，而不要分裂或是倒向苏联或美国”。然而事与愿违，那时根本没有人会考虑钱穆的建议。不过，从以上种种现象观察，钱穆的南下行为还是反映出他的政治倾向，至少在“南渡”时，他对国民党政权仍然抱有幻想。
客观地说，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他们之所以留下来，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或是对共产党人印象颇好，或是他们心中对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种期望。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的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怀。这段短暂而漫长的选择，他们有茫然无助，有不安焦虑，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1948年5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10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中共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一直到1949年5月25日，他听到消息说，上海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他像当时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亲率妻孥，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解放的人流中。
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人民解放军攻破为止。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7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5个月，共146天。
然而146天的电波召唤，并没有挽回吴有训对在其治下生活了53载的政府的信心。他决定留了下来。新中国政府成立即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在郭沫若之下。
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他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个曾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不走。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
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没有走，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不为所动。此时北大各院系群龙无首，尽管汤用彤不善管理，然而众望所归之下，他义无反顾地挑起重任，担当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而此时在广州的熊十力也没有走，他不想在老迈之年做一个流亡之士。熊十力是无党无派的读书人，所以并不在乎是谁的天下。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就不能？熊十力不愿意效法朱舜水，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终究因和老师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熊十力在中共高层盛邀下颇为风光地北上，三大弟子则仓惶出走。
吴宓没有走，他站在重庆北碚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当时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比如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安平、罗隆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沈从文、老舍、巴金等。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比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是从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权。大多数知识分子像胡风一样，站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新时代的来临激荡着他们每个人的心灵。
据后来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各个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其他几个只有小部分人与仪器迁台，如数学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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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色世界,由空中俯瞰故宫,层层迭迭的黄色屋顶覆盖着积雪,许多人看了都红着眼圈啜泣着。这次一别我要到20年之后才能回来,而他们大部分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故都风华了。当天下午飞机顺利降落南京明故宫机场,我听见梅校长对记者说因为北平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3000磅,所以无法带更多的教授出来；我在一旁听后很诧异,其实我们还可以装一倍以上的人,但在北平的机场明明就那么几个人在候机,何来跑道太软之说?我感觉是许多教授学人不愿离开北平,梅校长觉得对蒋介石不好交待,只好用这个理由搪塞。”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国民党的所谓抢救学者的行动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百倍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
1949年春，国共双方酣战的炮声已是隔江可闻的时候，身处无锡的钱穆便下定了南渡的决心。在离开江南大学前，周围亲友力劝钱穆不要离去，可惜他早已独断于心，去意已定。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不过，看到各方挽留之情殷殷，恐拂众人好意，钱穆只得藉“春假旅行”名义脱身。其实，钱氏此行真是很为仓促，他自称为“仓皇南行”，“学校寝室中床铺书籍安放如故。即《庄子纂笺》、《湖上闲思录》诸稿，亦待余抵香港后，嘱随余同住之学生检寄”。过沪时，同乡兼江南大学同事许思远前来送行，认定“秋间时局即定”，建议钱穆到广州暂避一时，并盼9月间二人能有重晤之机。后来钱穆回忆，许氏当时的心态颇代表了一些人的想法，“意谓此乃国内政权相争，更无逃避必要，故言之安详如是”。然而，钱穆此时的心情显然与时人不同。颇耐人寻味的是，南下广州后，身在华侨大学任职的钱穆一本学者性情依旧向国民党残余政权进言，“仅盼政府多方注意国内知识分子，至少在当时负群望为众情所归者，须及时多联络，设一妥善之安排”，可惜的是“会场中，无人提及此层。余亦仅发一场空言而止”。关于此一小节，美国学者邓尔麟指出，“当时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力邀知识分子反共，然而钱穆则劝他们热心办教育”，“钱穆的主张仍是要国家统一独立，而不要分裂或是倒向苏联或美国”。然而事与愿违，那时根本没有人会考虑钱穆的建议。不过，从以上种种现象观察，钱穆的南下行为还是反映出他的政治倾向，至少在“南渡”时，他对国民党政权仍然抱有幻想。
客观地说，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他们之所以留下来，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或是对共产党人印象颇好，或是他们心中对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种期望。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的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的殷切关怀。这段短暂而漫长的选择，他们有茫然无助，有不安焦虑，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1948年5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10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故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
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中共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一直到1949年5月25日，他听到消息说，上海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他像当时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亲率妻孥，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解放的人流中。
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字正腔圆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人民解放军攻破为止。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7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5个月，共146天。
然而146天的电波召唤，并没有挽回吴有训对在其治下生活了53载的政府的信心。他决定留了下来。新中国政府成立即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位仅在郭沫若之下。
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他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生的人民政权。这个曾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不走。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
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没有走，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不为所动。此时北大各院系群龙无首，尽管汤用彤不善管理，然而众望所归之下，他义无反顾地挑起重任，担当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而此时在广州的熊十力也没有走，他不想在老迈之年做一个流亡之士。熊十力是无党无派的读书人，所以并不在乎是谁的天下。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就不能？熊十力不愿意效法朱舜水，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终究因和老师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熊十力在中共高层盛邀下颇为风光地北上，三大弟子则仓惶出走。
吴宓没有走，他站在重庆北碚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当时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太多了。比如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安平、罗隆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沈从文、老舍、巴金等。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比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是从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权。大多数知识分子像胡风一样，站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新时代的来临激荡着他们每个人的心灵。
据后来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各个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其他几个只有小部分人与仪器迁台，如数学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