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茫茫人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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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波诡云谲的政治粘合在了一起，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远去台湾？
当一切都预示着国民党政权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候，曾经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找到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出北平，同时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蒋介石盘算着日后的退路时，看着自己身边人才凋零，自然会想到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同时也不要放弃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抢救”工作。
蒋介石批准傅斯年的建议，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同陈雪屏、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协助者为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华北剿总。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蒋介石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蒋介石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了基础。
傅斯年认为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傅斯年在大陆的最后这些天，一直东奔西跑，他联系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安排“抢救学人”需要的飞机。席不暇暖，茶饭不思。自己的朋友、同事还在北平，古道热肠的他不可能扔下他们不管。
很快他与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在这次南京政府派飞机去北平接取的著名学人中，北平各个大学均列了一个详细的名单，而名单均是傅斯年所拟，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傅斯年的老师和挚友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胡适都是傅斯年要“抢救”的第一号人物，当年胡博士从海外学成归来，年纪轻轻就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作为国学大师黄侃与刘师培高足的傅斯年在同学怂恿下负责去探一下虚实，他们之间一听一问，一问一答，胡适站在讲台上就心里发毛了。后来胡适坦言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当时国学根底跟自己是难分仲伯，所以从那以后，胡适上课常常是提心吊胆，无形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而傅斯年听了年轻有为的胡博士的课后，被其“截断众流”从周宣王讲史的方法所震动，向同学们力保胡博士并非徒有虚名，并毅然从太炎学派和仪征学统中改投胡适门下。从此他们便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
而此时此刻，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身在北平的胡适也正处于彷徨之中。
1948年9月16日，胡适离开北平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暨第一届院士会议。这次会议是本年3月所选出来的81位院士首次集会（实到者40余人）。23日，在蒋介石、翁文灏、张元济等人讲话之后，胡致答词说：今日是中国学术界值得纪念的日子，院士中有30余岁的壮年，也有寿高八旬的老前辈，今日聚首盛会，同庆国家最高学术机关之成立，令人欣慰无似!并表示，愿以励人策己，传继衣钵，光大学术，与众共勉。胡适此行在南方共住36天，先后应邀到武汉、杭州等地讲学。此外曾见过蒋介石。
10月22日，胡适飞回北平。这时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均取得辉煌的战绩：9月23日解放济南，10月15日解放锦州，其他华北、华东的蒋军也都处于被包围之中。国民党不仅军事上失败，经济上也已出现大崩溃。
11月2日，东北也解放了。就在这个时候，所谓“抢救胡适”的行动开始了，国民政府特派陶希圣从南京飞到北平，敦请胡适代替翁文灏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其事之经过，据陶后来回忆说：忽一日清晨，“总统”官邸电话来要我马上来见。我赶往黄浦路官邸，蒋说：“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来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的名单由他开，我不加干涉。”旋即命陶速往。
陶希圣赶忙回家收拾一个手提箱，即往飞机场，等候军用飞机起飞。因徐州会战激烈，改道青岛，当晚飞机到西直门外的北苑机场降落。那时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因此飞机场全部息灯。陶从飞机上摸黑下来，上了交通车，进了西直门，才看到万家灯火。他先到护国寺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随后叫了一部人力车到北京饭店，已是夜里10点钟了。陶饿了一整天，于是先到餐厅吃饭。餐厅里还有乐队演奏，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但客人只有他一人，因此一曲终了，他还得鼓掌。他回忆到此时说：“颇有孤掌难鸣之感”。
饭后陶希圣上楼回房，即打电话给胡适。胡一接电话甚是吃惊，说道：“希圣，你怎么又来了？”
陶回答说：“我来了，有事奉商。”
胡说：“你来的任务我已经知道了！”
电话接通后，陶便赶到东厂胡同胡适家。首先是说明来意。胡回答道：“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授的主张，那是万万做不得的!”又说：“你看，现在满地书籍，都没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了!”谈到后来，胡适开玩笑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
陶也打趣地说：“您若是做总统，我谋个小差事。”
胡问干什么差事?
陶回道：“我想做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胡适说：“你就做正秘书长嘛!何必屈就副的？”
陶说：“那不行，正的太忙。”
初次见面，谈话到此结束。
第二天上午8点多，胡适专程到北京饭店看望陶希圣。
陶说：“这里不好谈话，新闻界朋友一知道我来了，就会来这里。昨夜约定今早仍然在您公馆见，哪知道您亲到这里？”
胡适郑重其事地说：“你这次来，是背着黄包袱，我非来拜望不可。我们就走，到我家去。”
于是他俩又回到东厂胡同，继续会谈。会谈结果，胡适不去南京组阁，但他坚决表示说：“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就这样结束了第二次会谈。
陶先用电报将胡适的意思报告蒋介石。第三天他就赶回南京去了。在他走时，胡将其父的遗稿及自己考证《水经注》的书稿，托他带到南京交给傅斯年保存。事实上胡适已经在作撤退的打算了。当天（11月2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从陶之突然出现于北平，要胡适这个“书生”去当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说明蒋介石此时已方寸乱矣，而国民党政权之垮台，也是计日可待了。
胡适这时的心情也处于彷徨中，何去何从似当在考虑之中。11月中旬，他应傅作义之邀，到西郊国民党华北“剿总”去讲演，题为《国际形势的观察》。宣称当前内战是世界上两种生活方式斗争的一部分。重谈自由民主与所谓集权之争等等。当他谈到暴力革命时说：“马克思列宁认为社会制度不合理，应该改革，应该平等。但他们认为必须抓着政权，以少数人的意志，强迫多数人跟随着走向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人提倡的改革，意志很好，但错在太性急，太没有忍耐性。”从这段谈话可看出他虽反对暴力革命，但对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赞成的。从中也可看到他内心深处自相矛盾。
这时，北平已接近兵临城下，形势紧张。但他表面上还是泰然自若，每天照常到校办公。12月13日还为北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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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波诡云谲的政治粘合在了一起，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远去台湾？
当一切都预示着国民党政权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候，曾经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找到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出北平，同时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蒋介石盘算着日后的退路时，看着自己身边人才凋零，自然会想到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考虑除了把国库的黄金储备以及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所、北平图书馆的图书文物运往台湾外，同时也不要放弃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抢救”工作。
蒋介石批准傅斯年的建议，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同陈雪屏、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协助者为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华北剿总。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蒋介石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蒋介石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了基础。
傅斯年认为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傅斯年在大陆的最后这些天，一直东奔西跑，他联系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安排“抢救学人”需要的飞机。席不暇暖，茶饭不思。自己的朋友、同事还在北平，古道热肠的他不可能扔下他们不管。
很快他与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在这次南京政府派飞机去北平接取的著名学人中，北平各个大学均列了一个详细的名单，而名单均是傅斯年所拟，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傅斯年的老师和挚友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胡适都是傅斯年要“抢救”的第一号人物，当年胡博士从海外学成归来，年纪轻轻就被礼聘为北大教授，他的课堂里一时间听众如云。作为国学大师黄侃与刘师培高足的傅斯年在同学怂恿下负责去探一下虚实，他们之间一听一问，一问一答，胡适站在讲台上就心里发毛了。后来胡适坦言像傅斯年这样的学生，当时国学根底跟自己是难分仲伯，所以从那以后，胡适上课常常是提心吊胆，无形的压力之下，他不得不激励自己要加倍用功。而傅斯年听了年轻有为的胡博士的课后，被其“截断众流”从周宣王讲史的方法所震动，向同学们力保胡博士并非徒有虚名，并毅然从太炎学派和仪征学统中改投胡适门下。从此他们便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
而此时此刻，面对急剧变化的局势，身在北平的胡适也正处于彷徨之中。
1948年9月16日，胡适离开北平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纪念暨第一届院士会议。这次会议是本年3月所选出来的81位院士首次集会（实到者40余人）。23日，在蒋介石、翁文灏、张元济等人讲话之后，胡致答词说：今日是中国学术界值得纪念的日子，院士中有30余岁的壮年，也有寿高八旬的老前辈，今日聚首盛会，同庆国家最高学术机关之成立，令人欣慰无似!并表示，愿以励人策己，传继衣钵，光大学术，与众共勉。胡适此行在南方共住36天，先后应邀到武汉、杭州等地讲学。此外曾见过蒋介石。
10月22日，胡适飞回北平。这时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均取得辉煌的战绩：9月23日解放济南，10月15日解放锦州，其他华北、华东的蒋军也都处于被包围之中。国民党不仅军事上失败，经济上也已出现大崩溃。
11月2日，东北也解放了。就在这个时候，所谓“抢救胡适”的行动开始了，国民政府特派陶希圣从南京飞到北平，敦请胡适代替翁文灏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其事之经过，据陶后来回忆说：忽一日清晨，“总统”官邸电话来要我马上来见。我赶往黄浦路官邸，蒋说：“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来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的名单由他开，我不加干涉。”旋即命陶速往。
陶希圣赶忙回家收拾一个手提箱，即往飞机场，等候军用飞机起飞。因徐州会战激烈，改道青岛，当晚飞机到西直门外的北苑机场降落。那时北平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因此飞机场全部息灯。陶从飞机上摸黑下来，上了交通车，进了西直门，才看到万家灯火。他先到护国寺国民党空军司令部，随后叫了一部人力车到北京饭店，已是夜里10点钟了。陶饿了一整天，于是先到餐厅吃饭。餐厅里还有乐队演奏，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但客人只有他一人，因此一曲终了，他还得鼓掌。他回忆到此时说：“颇有孤掌难鸣之感”。
饭后陶希圣上楼回房，即打电话给胡适。胡一接电话甚是吃惊，说道：“希圣，你怎么又来了？”
陶回答说：“我来了，有事奉商。”
胡说：“你来的任务我已经知道了！”
电话接通后，陶便赶到东厂胡同胡适家。首先是说明来意。胡回答道：“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授的主张，那是万万做不得的!”又说：“你看，现在满地书籍，都没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了!”谈到后来，胡适开玩笑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
陶也打趣地说：“您若是做总统，我谋个小差事。”
胡问干什么差事?
陶回道：“我想做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胡适说：“你就做正秘书长嘛!何必屈就副的？”
陶说：“那不行，正的太忙。”
初次见面，谈话到此结束。
第二天上午8点多，胡适专程到北京饭店看望陶希圣。
陶说：“这里不好谈话，新闻界朋友一知道我来了，就会来这里。昨夜约定今早仍然在您公馆见，哪知道您亲到这里？”
胡适郑重其事地说：“你这次来，是背着黄包袱，我非来拜望不可。我们就走，到我家去。”
于是他俩又回到东厂胡同，继续会谈。会谈结果，胡适不去南京组阁，但他坚决表示说：“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就这样结束了第二次会谈。
陶先用电报将胡适的意思报告蒋介石。第三天他就赶回南京去了。在他走时，胡将其父的遗稿及自己考证《水经注》的书稿，托他带到南京交给傅斯年保存。事实上胡适已经在作撤退的打算了。当天（11月2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从陶之突然出现于北平，要胡适这个“书生”去当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说明蒋介石此时已方寸乱矣，而国民党政权之垮台，也是计日可待了。
胡适这时的心情也处于彷徨中，何去何从似当在考虑之中。11月中旬，他应傅作义之邀，到西郊国民党华北“剿总”去讲演，题为《国际形势的观察》。宣称当前内战是世界上两种生活方式斗争的一部分。重谈自由民主与所谓集权之争等等。当他谈到暴力革命时说：“马克思列宁认为社会制度不合理，应该改革，应该平等。但他们认为必须抓着政权，以少数人的意志，强迫多数人跟随着走向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人提倡的改革，意志很好，但错在太性急，太没有忍耐性。”从这段谈话可看出他虽反对暴力革命，但对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赞成的。从中也可看到他内心深处自相矛盾。
这时，北平已接近兵临城下，形势紧张。但他表面上还是泰然自若，每天照常到校办公。12月13日还为北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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