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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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不住的成都城。临行前，这位国民党总裁三次接见从汉中赶来的胡宗南，要其打完、打好最后一仗，守住国民党在祖国大陆的最后一个大都市。下午2时，蒋家父子的专机起飞，蒋介石从此永远离开了大陆。
蒋介石对于离开大陆飞往台北这件事，在他的10日日记里竟不见提及详情，直到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里才看见“接十日记事”，这是蒋介石写日记少有之现象，也可见那两天有多匆忙与紧张。他在16日反省录中详述经过：文武人员都要求他尽快离开成都飞台湾，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可是他一再拖延了五天之久，为的是胡宗南的部队尚未如期集中，他认为自己能多留在成都一天，就可以多掩护胡的部队一天。不料卢汉“变节”，而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双双“避不晤面”(其实也是投降起义了)，他对胡的掩护作用已失，乃决定回台处理政府迁台的要务。“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缺“修”字，应是陈诚)入，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蒋介石日记中多半会在最后记下一笔几时就寝，通常是10点30分左右，12月10日这天太过漫长，以致直到午夜方才睡下。
蒋介石走后，大西南战局急剧变化。27日，解放军在贺龙指挥下开进成都城，蒋介石亲自指挥、蒋经国一手安排的“西南保卫战”，至此以失败结束。
此后，胡宗南指挥数千残兵败将盘踞西昌，作为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基地。蒋介石派出蒋经国于1950年1月间赶到西昌进行鼓动，并先后运来40架次飞机的武器。蒋经国在离开西昌时，西昌已处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他的座机窗子也被解放军的炮火所击中。3月中旬，解放军向西昌方面发动攻势。26日，胡宗南逃离西昌飞往海南，残部很快被肃清。至此，国民党政权在祖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拔除，最后一支军队被消灭。
1949年的圣诞之夜，蒋介石从台湾南投县乘火车往东南方向行20公里到达水里乡，再往前几公里就是鱼池乡，那里有著名的日月潭。离开大陆不过半月余的蒋介石，来到湖旁的涵碧楼，在一片秋寒中，哀叹自己多舛的命运，思索着自己的下半生和国民党的再复兴。就是在这天夜里，就在日月潭边的涵碧楼，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
据统计，1949年前后，跟随蒋介石集团迁台的共有200万人，包括60万军队及其所属的各种重、轻型武器装备，拆迁搬往台湾的近百家工厂的机械及附件，逃台政府机关的各种资料和设备，以及各类抢运走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再加上大部分人员和物资，需要从内地先期运到沿海港口和舟山、金门、海南或香港等地中转再前往台湾，所以运输量之大为前所未有的。
而国民党当局仅拥有50架左右的C—46、C—47型美国运输机，运输量极为有限，海上运输量理论上计算也只有30万吨，美国提供的运输工具也是有限度的，此外海峡航线风高浪急，气候条件复杂，特别是在当时的气象条件下台风季节更是不可捉摸。因此，撤台过程中运输量过大和运输工具不足、航海设备有限的矛盾加剧了撤台的混乱。
当时，台湾海峡的空中和海上航线，空前繁忙，“直航”的飞机和轮船满载着逃台的各类人员和军队，抢运着从祖国大陆运往台湾的各类物资和赴台人员；各个能开往台湾的码头、机场上当时最忙的业务就是安排人员和物资去台；国民党还在行使权力的机关当时最忙的公务就是安排逃台；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当时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逃台。
除在早期逃台人员有所准备外，在后期逃台的只有特殊人物才能有所安排，绝大部分是靠各自的门路和买通有关人员匆匆逃台。如后来出任李登辉副手的“副总统”李元簇，就是提着一个皮箱跑到台湾在大学任教；于右任是在有关人员的“特殊保护”下去了台湾，连夫人都来不及前往；吴稚晖在逃台时匆匆忙忙，甚至连结发妻子都没有通知；以“孝”字为本的张群这样的重臣，甚至来不及告知在四川家乡的老母就离开大陆；蒋经国和章亚若所生的章孝严、章孝慈一家在福州上船时，由有关人员亲自安排还等了一个星期；蒋介石的爱将胡宗南，则是在西昌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前夜乘飞机逃出的，胡宗南的主要助手、到台后出任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则是在西昌被解放军打败后，辗转经香港去台湾的。
还有宋美龄是1950年1月13日从美国飞到台湾；陈果夫是1948年12月6日离开上海去台湾；翁文灏内阁的地政部长李敬斋是1948年11月去台；台首任“经济部长”郑道儒是1948年底去台；1949年3月，后任“立法院长”的张道藩才到了台湾；任过“行政院院长”的俞鸿钧是蒋介石在草山筹组总裁办公室时去台；到台后出任过“国史馆馆长”的黄季陆在成都解放后经香港去台；到台初期十分活跃的张其昀是在1949年初去台；原上海市长陈良是1949年5月去台；新疆军阀盛世才是1949年5月去台；台“国策顾问”张炯是1949年8月去台；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是1949年11月从金门去台；莫德惠在蒋介石派员劝说下于1950年12月去台湾；对抗和平起义的“新疆省主席”尧乐博士是1951年5月去台湾；一直在缅甸活动的李弥是1953年初回到台湾的；任过“国防部长”的黄杰1953年夏才从越南到台湾；前政学系骨干熊式辉是1953年间才去台湾；“立委”梁寒操1954年4月赴台。
这些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赴台尚且如此不易，撤台的混乱和匆忙从中可想而知。当时，几乎每一个在祖国大陆时期的省政府、甚至一些市县机构都在台湾打出各自的官衙牌匾，几乎每一个在大陆时期的兵团、军、师、绥靖公署、绥靖区、军管区都在台湾打出各自的番号，有官无兵，有兵无将，有名无实，散兵游勇，充斥台湾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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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不住的成都城。临行前，这位国民党总裁三次接见从汉中赶来的胡宗南，要其打完、打好最后一仗，守住国民党在祖国大陆的最后一个大都市。下午2时，蒋家父子的专机起飞，蒋介石从此永远离开了大陆。
蒋介石对于离开大陆飞往台北这件事，在他的10日日记里竟不见提及详情，直到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里才看见“接十日记事”，这是蒋介石写日记少有之现象，也可见那两天有多匆忙与紧张。他在16日反省录中详述经过：文武人员都要求他尽快离开成都飞台湾，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可是他一再拖延了五天之久，为的是胡宗南的部队尚未如期集中，他认为自己能多留在成都一天，就可以多掩护胡的部队一天。不料卢汉“变节”，而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双双“避不晤面”(其实也是投降起义了)，他对胡的掩护作用已失，乃决定回台处理政府迁台的要务。“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缺“修”字，应是陈诚)入，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蒋介石日记中多半会在最后记下一笔几时就寝，通常是10点30分左右，12月10日这天太过漫长，以致直到午夜方才睡下。
蒋介石走后，大西南战局急剧变化。27日，解放军在贺龙指挥下开进成都城，蒋介石亲自指挥、蒋经国一手安排的“西南保卫战”，至此以失败结束。
此后，胡宗南指挥数千残兵败将盘踞西昌，作为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最后一块基地。蒋介石派出蒋经国于1950年1月间赶到西昌进行鼓动，并先后运来40架次飞机的武器。蒋经国在离开西昌时，西昌已处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他的座机窗子也被解放军的炮火所击中。3月中旬，解放军向西昌方面发动攻势。26日，胡宗南逃离西昌飞往海南，残部很快被肃清。至此，国民党政权在祖国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拔除，最后一支军队被消灭。
1949年的圣诞之夜，蒋介石从台湾南投县乘火车往东南方向行20公里到达水里乡，再往前几公里就是鱼池乡，那里有著名的日月潭。离开大陆不过半月余的蒋介石，来到湖旁的涵碧楼，在一片秋寒中，哀叹自己多舛的命运，思索着自己的下半生和国民党的再复兴。就是在这天夜里，就在日月潭边的涵碧楼，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
据统计，1949年前后，跟随蒋介石集团迁台的共有200万人，包括60万军队及其所属的各种重、轻型武器装备，拆迁搬往台湾的近百家工厂的机械及附件，逃台政府机关的各种资料和设备，以及各类抢运走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再加上大部分人员和物资，需要从内地先期运到沿海港口和舟山、金门、海南或香港等地中转再前往台湾，所以运输量之大为前所未有的。
而国民党当局仅拥有50架左右的C—46、C—47型美国运输机，运输量极为有限，海上运输量理论上计算也只有30万吨，美国提供的运输工具也是有限度的，此外海峡航线风高浪急，气候条件复杂，特别是在当时的气象条件下台风季节更是不可捉摸。因此，撤台过程中运输量过大和运输工具不足、航海设备有限的矛盾加剧了撤台的混乱。
当时，台湾海峡的空中和海上航线，空前繁忙，“直航”的飞机和轮船满载着逃台的各类人员和军队，抢运着从祖国大陆运往台湾的各类物资和赴台人员；各个能开往台湾的码头、机场上当时最忙的业务就是安排人员和物资去台；国民党还在行使权力的机关当时最忙的公务就是安排逃台；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当时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逃台。
除在早期逃台人员有所准备外，在后期逃台的只有特殊人物才能有所安排，绝大部分是靠各自的门路和买通有关人员匆匆逃台。如后来出任李登辉副手的“副总统”李元簇，就是提着一个皮箱跑到台湾在大学任教；于右任是在有关人员的“特殊保护”下去了台湾，连夫人都来不及前往；吴稚晖在逃台时匆匆忙忙，甚至连结发妻子都没有通知；以“孝”字为本的张群这样的重臣，甚至来不及告知在四川家乡的老母就离开大陆；蒋经国和章亚若所生的章孝严、章孝慈一家在福州上船时，由有关人员亲自安排还等了一个星期；蒋介石的爱将胡宗南，则是在西昌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前夜乘飞机逃出的，胡宗南的主要助手、到台后出任过“陆军总司令”的罗列，则是在西昌被解放军打败后，辗转经香港去台湾的。
还有宋美龄是1950年1月13日从美国飞到台湾；陈果夫是1948年12月6日离开上海去台湾；翁文灏内阁的地政部长李敬斋是1948年11月去台；台首任“经济部长”郑道儒是1948年底去台；1949年3月，后任“立法院长”的张道藩才到了台湾；任过“行政院院长”的俞鸿钧是蒋介石在草山筹组总裁办公室时去台；到台后出任过“国史馆馆长”的黄季陆在成都解放后经香港去台；到台初期十分活跃的张其昀是在1949年初去台；原上海市长陈良是1949年5月去台；新疆军阀盛世才是1949年5月去台；台“国策顾问”张炯是1949年8月去台；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是1949年11月从金门去台；莫德惠在蒋介石派员劝说下于1950年12月去台湾；对抗和平起义的“新疆省主席”尧乐博士是1951年5月去台湾；一直在缅甸活动的李弥是1953年初回到台湾的；任过“国防部长”的黄杰1953年夏才从越南到台湾；前政学系骨干熊式辉是1953年间才去台湾；“立委”梁寒操1954年4月赴台。
这些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赴台尚且如此不易，撤台的混乱和匆忙从中可想而知。当时，几乎每一个在祖国大陆时期的省政府、甚至一些市县机构都在台湾打出各自的官衙牌匾，几乎每一个在大陆时期的兵团、军、师、绥靖公署、绥靖区、军管区都在台湾打出各自的番号，有官无兵，有兵无将，有名无实，散兵游勇，充斥台湾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