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的远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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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其它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毛泽东还讲了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他形象地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的说法做了譬喻。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首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关系；就是要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以免他们“钻进来”利用在华特权和影响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捣乱破坏。对此，毛泽东曾经这样解释道，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因此，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进来。
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在政治上强迫中国与其签订了大量的卖国条约，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占有大量租界；军事上享有驻军权、内河航行权；经济上享有自由经营权、海关管理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掠夺了大量赔款；文化宗教方面兴办了大量的学校、宗教团体、报纸、通讯社等等，以此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侵略，把中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账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后来在《共同纲领》中便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着手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工作。这是继续完成民族革命的一个必然步骤，是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
毛泽东还谈到了党的民族政策、土改政策及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一点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米高扬来华参加“八大”时，专门提到当他向斯大林汇报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
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苏联大使为什么随同国民党政府南迁这个颇为敏感的问题。苏联大使为什么要遵从南京政府的建议，随同南京政府迁往广州？这个问题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新形势下格外引人注目。1月18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南迁，要求各国使馆同往广州时，即使是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使，都拒绝了这一建议，而苏联大使却随之前往，给人们的印象似乎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继续存在还颇具信心。苏联大使的这一行动不能不让中共中央感到难以理解。当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时，米高扬看来毫无准备，其解释的理由十分牵强。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实，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
2月3日，刘少奇与米高扬进行会谈。这次会谈着重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若干重大政策性问题。比如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如何引导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何时全面实现国有化的问题，等等。刘少奇表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而党内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一些人认为，应该尽力发展并依靠资本主义。这是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让步，向资本主义投降。另有一些人“左”倾、盲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胃口过大，结果必然损害工农联盟。他说明：“我们将坚决同这些倾向作斗争，同时也请苏联在这方面给我们提出意见。”但他估计：“全面向资本主义势力发起进攻，要等上10至15年的时间，那时我们才能着手将工商企业收归国有，从而加速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
米高扬对此表示赞成。他说明，莫斯科的意见是，目前还谈不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问题，最好是彻底了解它，待政权完全巩固之后再来提这个问题。
3日当天，与刘少奇谈过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全体会见了米高扬。在这次会谈中，米高扬小心地提起了莫斯科方面关于中共中央有人泄密的猜测。说本来美、英、法等国同意在国共之间调停，后来不知何故得知了苏联和中共反对外国调停的消息，他们就立刻改变了态度，抢先一步拒绝了调停。“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抓好保密工作，并注意中共周围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者会把情况传美国那里。”
毛泽东对此断然否认。他解释说，类似这样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与莫斯科的来往函电，一般只有几位书记处成员和翻译师哲，以及苏方联络员阿洛夫几个人知道，这些人都十分可靠，不可能泄密。据他所知，英美人士早在得知中苏两党的态度之前，就公开报道说苏联和中共将会反对调停。
米高扬说，这在当时还仅仅是英美舆论界的一种猜测。而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则在得到有关我们的确切态度之后，才急着表示拒绝调停的。
据米高扬当天的电报称，毛泽东反复说不存在中共人士泄密的可能性。
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接着前三天的谈话内容继续与米高扬会谈。毛泽东首先表示了对苏联援助的感谢。但他同时表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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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其它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也是有利于我们把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这个形势，在往昔，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毛泽东还讲了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他形象地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的说法做了譬喻。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首先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势力和影响，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关系；就是要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之后，再让外国客人进来，以免他们“钻进来”利用在华特权和影响对新生的共和国进行捣乱破坏。对此，毛泽东曾经这样解释道，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因此，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进来。
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在政治上强迫中国与其签订了大量的卖国条约，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占有大量租界；军事上享有驻军权、内河航行权；经济上享有自由经营权、海关管理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掠夺了大量赔款；文化宗教方面兴办了大量的学校、宗教团体、报纸、通讯社等等，以此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侵略，把中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同我们国家之间是有几笔大账要算的。第一是他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我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后来在《共同纲领》中便写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开始着手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工作。这是继续完成民族革命的一个必然步骤，是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方面。
毛泽东还谈到了党的民族政策、土改政策及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给党造成巨大损失的同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一点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米高扬来华参加“八大”时，专门提到当他向斯大林汇报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
在2月1日的会谈中，周恩来提出了苏联大使为什么随同国民党政府南迁这个颇为敏感的问题。苏联大使为什么要遵从南京政府的建议，随同南京政府迁往广州？这个问题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新形势下格外引人注目。1月18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南迁，要求各国使馆同往广州时，即使是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使，都拒绝了这一建议，而苏联大使却随之前往，给人们的印象似乎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继续存在还颇具信心。苏联大使的这一行动不能不让中共中央感到难以理解。当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时，米高扬看来毫无准备，其解释的理由十分牵强。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实，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
2月3日，刘少奇与米高扬进行会谈。这次会谈着重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若干重大政策性问题。比如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如何引导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何时全面实现国有化的问题，等等。刘少奇表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而党内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一些人认为，应该尽力发展并依靠资本主义。这是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让步，向资本主义投降。另有一些人“左”倾、盲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胃口过大，结果必然损害工农联盟。他说明：“我们将坚决同这些倾向作斗争，同时也请苏联在这方面给我们提出意见。”但他估计：“全面向资本主义势力发起进攻，要等上10至15年的时间，那时我们才能着手将工商企业收归国有，从而加速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
米高扬对此表示赞成。他说明，莫斯科的意见是，目前还谈不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问题，最好是彻底了解它，待政权完全巩固之后再来提这个问题。
3日当天，与刘少奇谈过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全体会见了米高扬。在这次会谈中，米高扬小心地提起了莫斯科方面关于中共中央有人泄密的猜测。说本来美、英、法等国同意在国共之间调停，后来不知何故得知了苏联和中共反对外国调停的消息，他们就立刻改变了态度，抢先一步拒绝了调停。“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抓好保密工作，并注意中共周围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者会把情况传美国那里。”
毛泽东对此断然否认。他解释说，类似这样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与莫斯科的来往函电，一般只有几位书记处成员和翻译师哲，以及苏方联络员阿洛夫几个人知道，这些人都十分可靠，不可能泄密。据他所知，英美人士早在得知中苏两党的态度之前，就公开报道说苏联和中共将会反对调停。
米高扬说，这在当时还仅仅是英美舆论界的一种猜测。而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则在得到有关我们的确切态度之后，才急着表示拒绝调停的。
据米高扬当天的电报称，毛泽东反复说不存在中共人士泄密的可能性。
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接着前三天的谈话内容继续与米高扬会谈。毛泽东首先表示了对苏联援助的感谢。但他同时表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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