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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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鹰，三句话不离本行，于细微之处乃见军国大义。
中国的记者写文章喜欢两边拿稿费，这种恶习从19世纪末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报纸时就同时存在了，若是记者写文章吹捧了某个人，这人就得向记者意思意思，给多给少您看着办，否则下次的文章吹捧就变成了诋毁。陆中庸先生当然也免不了俗，谁跟钱有仇呢？《京城晚报》的娱乐版上经常出现陆中庸自相矛盾的文章，譬如他写某公子有只骁勇异常的蛐蛐儿，经常与公鸡相斗，而且常胜不败，以至公鸡见了蛐蛐儿就落荒而逃，此乃蟋蟀极品也，云云……不到一个星期，陆中庸的口气又变了，说是经本报记者探访，某公子的蛐蛐儿原来是一只“油葫芦”冒充的，现在这只冒充蛐蛐儿的“油葫芦”已经葬身鸡腹……这种自相矛盾的报道，行里人都明白，只怨那公子没给陆中庸送稿费。
坐落在前门外鲜鱼口里的“会仙居”是个门脸儿不大的小饭馆，寒酸得根本上不得台面，唯独以卖炒肝而闻名于京城，犹如豆汁、爆肚、炒疙瘩等大众化食品一样，京城人好这一口儿。炒肝既无肝，也无须炒，而是用猪大肠切成段儿卤煮，然后用口蘑汤勾芡，制成所谓炒肝，这是典型的穷人食品，不过一些美食家和文人雅士却把它列入京城名小吃之列。
炒肝这类食品还堂而皇之地进了歇后语，旧时有“猪八戒吃炒肝——自残骨肉”的说法。
陆中庸坐在“会仙居”饭馆里等文三儿，他先要了一碗炒肝吃起来。他觉得请一个臭拉车的吃饭，炒肝足矣，关键是便宜。这年头儿当个小报记者也真不容易，你得自己去找新闻，没有新闻就没有稿费，没有稿费吃什么？问题是，哪儿来这么多新闻？比如昨夜刮了一宿西北风，某人早上起来发现天桥躺着几个“路倒儿”，那叫新闻吗？谁会在意几个乞丐的死活？除非这死者是某位著名的交际花，这才有文章做。陆中庸觉得这个世道实在是乱得不够，他巴不得天天有电影明星、京剧名角儿遭到绑票，绑匪最好还和他认识，这样他可以既当调解人，又可以写出第一手报道，弄好了两边拿钱。陆中庸认为自己是个怀才不遇的人，缺的只是机会而已。
中午十二点半了，文三儿才满头是汗地走进饭馆，他光着脊梁，小褂儿搭在肩上，进了门儿先用小褂儿擦擦脸上的汗，然后坐下吩咐道：“陆大记者，给我来两碗炒肝，四个火烧。”文三儿可不傻，他知道陆中庸不会平白无故请他一个臭拉车的吃饭，若不是有求于他，这孙子就是在街上碰上文三儿也会装不认识。
文三儿用了不到五分钟，两碗炒肝加上四个火烧就进了肚子，陆中庸在一边吸着香烟一声不响地看着他。文三儿松了松裤腰带说：“陆爷，饭吃完了，您还有事儿吗？要没事儿我先走了。”
陆中庸笑道：“文三儿，你行啊，吃饱喝足了一抹嘴儿就想走？跟我逗闷子是不是？”
文三儿嬉皮笑脸地回答：“我说这世上也没白吃的饭，陆爷，您说吧，到底有什么事儿？”
陆中庸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问：“我想知道你们陈掌柜把《兰竹图》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
“哎哟，陆爷，您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这辈子除了在炕上画过图，哪知道别的什么图？我说陆爷，我这人您知道，吃饱了饭就不认大铁勺，哪儿还管得了这么多，您别忘了，我在陈府只是个拉包月的，又不是陈家大少爷。”
“文三儿，你少来这一套，你看看这个，看仔细了。”陆中庸不慌不忙地将一块银圆放在桌子上。
“陆爷，您太小瞧我了，我文三儿虽说穷，可面儿上的规矩还懂，再说陈掌柜平时也待我不薄，我不能不讲义气吧。”
陆中庸听也不听，只把文三儿的话当放屁，他一声不吭地又放上一块银圆。
“陆爷，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这事儿我还真不能说……”
陆中庸站起来：“文三儿，你小子根本就不是个做买卖的料，钱摆在那儿你都挣不上，我教你一招儿，你听仔细了，世上凡事都有大有小，都有个价儿，一只蛐蛐儿再好也卖不出鹰的价儿，十只‘老西子’也顶不上一只‘百灵’。我要问你的事儿只值两块钱，多一个子儿没有，你要不想挣这两块钱就明说，我扭身就走，别说这么多废话。”陆中庸说着便收起桌上的钱。
文三儿按住了陆中庸的手：“别价，陆爷，两块钱就两块钱，土地爷吃蚂蚱——大小是个荤腥……”
陆中庸手一松，钱到了文三儿手里，他重新坐下，嘴里骂道：“文三儿啊，以后你他妈少跟我来这一套，还什么‘面儿上的规矩’，‘不能不讲义气’，真他妈的耗子啃茶壶——满嘴是瓷（词）。”
“裱糊王”于庆同花了三天时间才把《兰竹图》修补好，当然，他也没便宜了陈掌柜，这三天工钱是一百块大洋。陈掌柜很满意，于庆同不愧是“裱糊王”，贵是贵了些，可手艺真是没挑，画儿一展开，你就是拿放大镜找也看不出半点儿修补过的痕迹。陈掌柜用电话和笠原商社的佐藤联系好，说好第二天上午亲自把画儿送过去。
那天晚上陈掌柜和几个朋友打了几圈儿麻将，不知怎么回事，那天夜里他手气出奇地好，怎么打怎么赢，打到最后陈掌柜赢得都不好意思了，真有心输几把，不成，想输都输不了。他想收手不打了，也不成，朋友们都说陈兄你怎么不懂规矩，麻将桌上赢钱的主儿没资格先提退场，谁让你老赢呢，总得给别人捞本儿的机会吧？陈掌柜没办法，只好陪朋友们一圈儿一圈儿地打下去，直到凌晨三点才散局。
第二天早上陈掌柜就觉得头重脚轻，浑身无力，想必是昨夜受了风寒，本来他应该亲自将《兰竹图》送到煤市街的笠原商社去，这下去不成了，他只好让老侯坐文三儿的车替自己送去。老侯临走时，陈掌柜千叮咛万嘱咐，要老侯一定要看着佐藤亲自验画，确认是真迹无疑，拿到佐藤的收条才能走。这点决不能含糊，日本人可不是省油的灯。
老侯本来就是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主儿，何况今天他拿的不是鸡毛，而是比令箭还要重要的古画，这下可了不得了，他坐在文三儿的车上怎么都不踏实，一会儿想把装画轴的楠木盒子藏在屁股底下，刚坐上去又怕压坏了盒子，于是又拿出来揣在怀里，转念一想又怕太招摇引起歹人的注意，这一路上就没安稳下来。
文三儿边拉车边挤对老侯：“操！不就是张破画儿吗？又不是娘们儿，搂那么紧干吗？”
“嘿，破画儿，你们‘同和’车行总共也就三十多辆车吧？这么说吧，这幅画儿换你们一个车行都有富余。”
文三儿感叹道：“你说这些有钱人也真他妈邪行，钱多了干什么不好，非花几千大洋买张破画儿，那天我在陈掌柜屋里看见这张画儿，就是几根竹子和几根草，纸旧得都快碎了，用它擦屁股都嫌硌，这么个玩意儿能值几千块，买主儿不是他妈有病吗？”
老侯使劲搂着楠木盒子说：“老文，说真的，你要是有了钱……这么说吧，好几千大洋，白花花的一堆，全是你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干点儿什么？”
文三儿的步子顿时慢了下来，看来他对这个话题也很有兴趣并且在认真思考：“那我立马儿不拉车了……”
“那是，咱是爷了，还能拉车吗？咱是坐车的主儿，可总得有点儿事儿干呀。”老侯也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有了钱，先得闹一肚子好下水，吃可不能含糊，我先去门框胡同的‘祥瑞’吃‘褡裢火烧’，照死了吃，吃腻了再换地儿，再吃什么呢？对啦，‘源宜斋’的‘驴打滚儿’和牛街的‘白汤杂碎’都得尝尝……”文三儿拼命回忆着他所见过的食品。
“我说老文哪，咱不能总是吃吧，吃饱喝足了干什么去？要我说，咱哪样也不落，晌午遛鸟儿泡茶馆听评书，中午‘八大楼’轮着吃，吃饱了泡澡堂子睡一觉，下午逛天桥听大鼓，晚上去‘广和’看京戏，听完戏再闹顿夜宵，一天就齐活儿了。再闲得慌咱就闹点儿玩意儿，春天放鸽子，夏天熬鹰，秋天斗虫儿，冬天弄个葫芦养蝈蝈儿，您瞧吧，十冬腊月，外面西北风刮着，咱怀里的蝈蝈儿‘得儿’、‘得儿’一叫，那是什么劲头儿？这日子能过上几年，死了也不冤。”老侯说得神采飞扬。
“没劲，没劲，我他妈吃饱撑的啦，没事儿伺候蝈蝈儿？有了钱咱得先把自个儿伺候好喽。人就是这点儿德行，吃饱喝足了就浑身较劲，咱得去八大胡同泄泄火，先从韩家潭逛起，石头胡同、百顺胡同、朱茅胡同……兜一个圈儿，再从陕西巷里钻出来，窑子是有一个算一个，咱一个不落，高兴了咱一宿睡她八个婊子，打着滚儿地睡，让那些小婊子也瞧瞧，咱有钱，咱是爷……”文三儿解着气地说。
两人说着话煤市街就到了，笠原商社的房子是从北洋政府某位高官手里买下的，这是个三进院的大宅子，朱红色的大门，高台阶，大门两侧各有一个石头狮子，排场不小。
佐藤是在后院书房里接见的老侯和文三儿。这个日本人似乎很中国化，他的书房布置是纯粹中国式的。花梨木的条儿案，上面堆满了古旧的线装书。红木镶大理石面的八仙桌，紫檀木的明式卧榻。最醒目的是一个装二十四史的红木书橱，旁边是几个花梨木百宝槅，上面摆着一些青铜器和瓷器，墙上还挂着一幅董其昌的山水画。唯一和书房陈设不谐调的是放在条几上的刀架，上面架着一柄带着乌黑刀鞘的日本武士刀。佐藤穿着件黑色和服，开胸处露着半个胸膛，黑森森的胸毛历历在目。他对老侯和文三儿的鞠躬问候毫不理会，只是打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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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鹰，三句话不离本行，于细微之处乃见军国大义。
中国的记者写文章喜欢两边拿稿费，这种恶习从19世纪末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报纸时就同时存在了，若是记者写文章吹捧了某个人，这人就得向记者意思意思，给多给少您看着办，否则下次的文章吹捧就变成了诋毁。陆中庸先生当然也免不了俗，谁跟钱有仇呢？《京城晚报》的娱乐版上经常出现陆中庸自相矛盾的文章，譬如他写某公子有只骁勇异常的蛐蛐儿，经常与公鸡相斗，而且常胜不败，以至公鸡见了蛐蛐儿就落荒而逃，此乃蟋蟀极品也，云云……不到一个星期，陆中庸的口气又变了，说是经本报记者探访，某公子的蛐蛐儿原来是一只“油葫芦”冒充的，现在这只冒充蛐蛐儿的“油葫芦”已经葬身鸡腹……这种自相矛盾的报道，行里人都明白，只怨那公子没给陆中庸送稿费。
坐落在前门外鲜鱼口里的“会仙居”是个门脸儿不大的小饭馆，寒酸得根本上不得台面，唯独以卖炒肝而闻名于京城，犹如豆汁、爆肚、炒疙瘩等大众化食品一样，京城人好这一口儿。炒肝既无肝，也无须炒，而是用猪大肠切成段儿卤煮，然后用口蘑汤勾芡，制成所谓炒肝，这是典型的穷人食品，不过一些美食家和文人雅士却把它列入京城名小吃之列。
炒肝这类食品还堂而皇之地进了歇后语，旧时有“猪八戒吃炒肝——自残骨肉”的说法。
陆中庸坐在“会仙居”饭馆里等文三儿，他先要了一碗炒肝吃起来。他觉得请一个臭拉车的吃饭，炒肝足矣，关键是便宜。这年头儿当个小报记者也真不容易，你得自己去找新闻，没有新闻就没有稿费，没有稿费吃什么？问题是，哪儿来这么多新闻？比如昨夜刮了一宿西北风，某人早上起来发现天桥躺着几个“路倒儿”，那叫新闻吗？谁会在意几个乞丐的死活？除非这死者是某位著名的交际花，这才有文章做。陆中庸觉得这个世道实在是乱得不够，他巴不得天天有电影明星、京剧名角儿遭到绑票，绑匪最好还和他认识，这样他可以既当调解人，又可以写出第一手报道，弄好了两边拿钱。陆中庸认为自己是个怀才不遇的人，缺的只是机会而已。
中午十二点半了，文三儿才满头是汗地走进饭馆，他光着脊梁，小褂儿搭在肩上，进了门儿先用小褂儿擦擦脸上的汗，然后坐下吩咐道：“陆大记者，给我来两碗炒肝，四个火烧。”文三儿可不傻，他知道陆中庸不会平白无故请他一个臭拉车的吃饭，若不是有求于他，这孙子就是在街上碰上文三儿也会装不认识。
文三儿用了不到五分钟，两碗炒肝加上四个火烧就进了肚子，陆中庸在一边吸着香烟一声不响地看着他。文三儿松了松裤腰带说：“陆爷，饭吃完了，您还有事儿吗？要没事儿我先走了。”
陆中庸笑道：“文三儿，你行啊，吃饱喝足了一抹嘴儿就想走？跟我逗闷子是不是？”
文三儿嬉皮笑脸地回答：“我说这世上也没白吃的饭，陆爷，您说吧，到底有什么事儿？”
陆中庸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问：“我想知道你们陈掌柜把《兰竹图》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
“哎哟，陆爷，您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这辈子除了在炕上画过图，哪知道别的什么图？我说陆爷，我这人您知道，吃饱了饭就不认大铁勺，哪儿还管得了这么多，您别忘了，我在陈府只是个拉包月的，又不是陈家大少爷。”
“文三儿，你少来这一套，你看看这个，看仔细了。”陆中庸不慌不忙地将一块银圆放在桌子上。
“陆爷，您太小瞧我了，我文三儿虽说穷，可面儿上的规矩还懂，再说陈掌柜平时也待我不薄，我不能不讲义气吧。”
陆中庸听也不听，只把文三儿的话当放屁，他一声不吭地又放上一块银圆。
“陆爷，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这事儿我还真不能说……”
陆中庸站起来：“文三儿，你小子根本就不是个做买卖的料，钱摆在那儿你都挣不上，我教你一招儿，你听仔细了，世上凡事都有大有小，都有个价儿，一只蛐蛐儿再好也卖不出鹰的价儿，十只‘老西子’也顶不上一只‘百灵’。我要问你的事儿只值两块钱，多一个子儿没有，你要不想挣这两块钱就明说，我扭身就走，别说这么多废话。”陆中庸说着便收起桌上的钱。
文三儿按住了陆中庸的手：“别价，陆爷，两块钱就两块钱，土地爷吃蚂蚱——大小是个荤腥……”
陆中庸手一松，钱到了文三儿手里，他重新坐下，嘴里骂道：“文三儿啊，以后你他妈少跟我来这一套，还什么‘面儿上的规矩’，‘不能不讲义气’，真他妈的耗子啃茶壶——满嘴是瓷（词）。”
“裱糊王”于庆同花了三天时间才把《兰竹图》修补好，当然，他也没便宜了陈掌柜，这三天工钱是一百块大洋。陈掌柜很满意，于庆同不愧是“裱糊王”，贵是贵了些，可手艺真是没挑，画儿一展开，你就是拿放大镜找也看不出半点儿修补过的痕迹。陈掌柜用电话和笠原商社的佐藤联系好，说好第二天上午亲自把画儿送过去。
那天晚上陈掌柜和几个朋友打了几圈儿麻将，不知怎么回事，那天夜里他手气出奇地好，怎么打怎么赢，打到最后陈掌柜赢得都不好意思了，真有心输几把，不成，想输都输不了。他想收手不打了，也不成，朋友们都说陈兄你怎么不懂规矩，麻将桌上赢钱的主儿没资格先提退场，谁让你老赢呢，总得给别人捞本儿的机会吧？陈掌柜没办法，只好陪朋友们一圈儿一圈儿地打下去，直到凌晨三点才散局。
第二天早上陈掌柜就觉得头重脚轻，浑身无力，想必是昨夜受了风寒，本来他应该亲自将《兰竹图》送到煤市街的笠原商社去，这下去不成了，他只好让老侯坐文三儿的车替自己送去。老侯临走时，陈掌柜千叮咛万嘱咐，要老侯一定要看着佐藤亲自验画，确认是真迹无疑，拿到佐藤的收条才能走。这点决不能含糊，日本人可不是省油的灯。
老侯本来就是个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主儿，何况今天他拿的不是鸡毛，而是比令箭还要重要的古画，这下可了不得了，他坐在文三儿的车上怎么都不踏实，一会儿想把装画轴的楠木盒子藏在屁股底下，刚坐上去又怕压坏了盒子，于是又拿出来揣在怀里，转念一想又怕太招摇引起歹人的注意，这一路上就没安稳下来。
文三儿边拉车边挤对老侯：“操！不就是张破画儿吗？又不是娘们儿，搂那么紧干吗？”
“嘿，破画儿，你们‘同和’车行总共也就三十多辆车吧？这么说吧，这幅画儿换你们一个车行都有富余。”
文三儿感叹道：“你说这些有钱人也真他妈邪行，钱多了干什么不好，非花几千大洋买张破画儿，那天我在陈掌柜屋里看见这张画儿，就是几根竹子和几根草，纸旧得都快碎了，用它擦屁股都嫌硌，这么个玩意儿能值几千块，买主儿不是他妈有病吗？”
老侯使劲搂着楠木盒子说：“老文，说真的，你要是有了钱……这么说吧，好几千大洋，白花花的一堆，全是你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干点儿什么？”
文三儿的步子顿时慢了下来，看来他对这个话题也很有兴趣并且在认真思考：“那我立马儿不拉车了……”
“那是，咱是爷了，还能拉车吗？咱是坐车的主儿，可总得有点儿事儿干呀。”老侯也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有了钱，先得闹一肚子好下水，吃可不能含糊，我先去门框胡同的‘祥瑞’吃‘褡裢火烧’，照死了吃，吃腻了再换地儿，再吃什么呢？对啦，‘源宜斋’的‘驴打滚儿’和牛街的‘白汤杂碎’都得尝尝……”文三儿拼命回忆着他所见过的食品。
“我说老文哪，咱不能总是吃吧，吃饱喝足了干什么去？要我说，咱哪样也不落，晌午遛鸟儿泡茶馆听评书，中午‘八大楼’轮着吃，吃饱了泡澡堂子睡一觉，下午逛天桥听大鼓，晚上去‘广和’看京戏，听完戏再闹顿夜宵，一天就齐活儿了。再闲得慌咱就闹点儿玩意儿，春天放鸽子，夏天熬鹰，秋天斗虫儿，冬天弄个葫芦养蝈蝈儿，您瞧吧，十冬腊月，外面西北风刮着，咱怀里的蝈蝈儿‘得儿’、‘得儿’一叫，那是什么劲头儿？这日子能过上几年，死了也不冤。”老侯说得神采飞扬。
“没劲，没劲，我他妈吃饱撑的啦，没事儿伺候蝈蝈儿？有了钱咱得先把自个儿伺候好喽。人就是这点儿德行，吃饱喝足了就浑身较劲，咱得去八大胡同泄泄火，先从韩家潭逛起，石头胡同、百顺胡同、朱茅胡同……兜一个圈儿，再从陕西巷里钻出来，窑子是有一个算一个，咱一个不落，高兴了咱一宿睡她八个婊子，打着滚儿地睡，让那些小婊子也瞧瞧，咱有钱，咱是爷……”文三儿解着气地说。
两人说着话煤市街就到了，笠原商社的房子是从北洋政府某位高官手里买下的，这是个三进院的大宅子，朱红色的大门，高台阶，大门两侧各有一个石头狮子，排场不小。
佐藤是在后院书房里接见的老侯和文三儿。这个日本人似乎很中国化，他的书房布置是纯粹中国式的。花梨木的条儿案，上面堆满了古旧的线装书。红木镶大理石面的八仙桌，紫檀木的明式卧榻。最醒目的是一个装二十四史的红木书橱，旁边是几个花梨木百宝槅，上面摆着一些青铜器和瓷器，墙上还挂着一幅董其昌的山水画。唯一和书房陈设不谐调的是放在条几上的刀架，上面架着一柄带着乌黑刀鞘的日本武士刀。佐藤穿着件黑色和服，开胸处露着半个胸膛，黑森森的胸毛历历在目。他对老侯和文三儿的鞠躬问候毫不理会，只是打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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