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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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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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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1934年1月4日,周恩来等被从前线调回瑞金。这样,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了。

4月10日,博古和李德亲自出马,到前线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的9个师坚守广昌,与有着优势兵力和良好武器装备的敌人进行“决战”。4月31日广昌失守。在此过程中,留在后方的周恩来虽不能参与重大决策,但仍积极向中央建议。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的‘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则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优势和机动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是,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个击破”。

从宁都会议前夕前方同后方的争执、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胜利,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同李德间发生的多次争论,可以看到一条清晰脉络: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在许多地方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相通之处,而同“左”倾领导者是对立的。他俩都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发现并抓住敌人的弱点,各个击破,加以歼灭之。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也常常与周恩来一起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不仅是看重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得周恩来的支持至关重要,而且也深深了解周恩来在“左”的领导集团的夹缝中的苦衷。

毛泽东还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谈,如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合作共事的历史,对毛泽东深为敬佩,本来就支持他的观点和主张。通过交谈,他们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